编者按：

据统计，中国目前已有约 1500 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。仅 2024 年，全国就登记了 4900 项药物临床试验，其中 2500 余项为新药注册临床试验。每年有数十个创新药、上百个新药依据这些临床试验结果获批上市。[1]

然而，翻开这一单单金玉漂亮的成果，内里却是荒草败絮。

每收一个患者，入组费动辄上万；一个医生手里拿着几十上百个项目，但全程连患者的面都没见过；写病历、下医嘱、跟随访，明明需要专业的医学判断，干活的却是没有医疗资质的协调员。

丁香园调研了新药临床试验中的一线工作者，试图呈现一个更复杂的现实：在合规的框架之下，本应被严格遵循的规则，在现实中如何被理解、执行与变形。

本文作者：丁二丫

临床协调员李灵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，是在一个高血压项目里。

那天，主任带来了一个考虑入组的患者，但第一次测量的时候，患者的血压低于入组标准。于是主任便和患者说，「你先去爬几层楼梯，活动活动，等会儿再回来量一次。」

站在一旁的李灵愣了一下。「连我都知道运动会影响血压，主任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想来，就是为了把患者收进来而已。」

几分钟后，李灵给气喘吁吁的患者重新测了一次血压，刚好达到入组要求。一个本来应该被排除的患者，就以这样神奇的方式进入了研究。

入组费几万一个人，主任：我的标准就是入组标准

像这样的事情，在新药临床试验中并不少见。某次项目中，张文接到协调员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人有些犹豫：「主任想让一个患者提前入组，但方案好像不允许。」

张文是一名临床监查员（CRA），职责是监督临床试验是否按照研究方案和规范执行。有涉嫌方案违背的事情，张文当然要介入。向协调员了解情况后，他很快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。

那是一个肿瘤项目。患者之前一直在用其它抗肿瘤药物，按照方案，需要完成至少一周的洗脱期后，才能正式入组。可是当协调员把研究方案的要求告诉主任后，对方却有些不耐烦。

「怎么这么不懂变通，你别在病历上写他用过药不就行了？你这是在损害受试者的权益！」

但这种所谓的「灵活变通」，和研究规范是明显相悖的。

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临床研究项目，对受试者都有较为严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，通常包括年龄、疾病类型和分期、既往治疗史、身体状况及重要器官功能等。

将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受试者收入研究中，不仅会让研究结果失真，更可能对入组的受试者造成损害。

某药物临床试验公示的入组标准（非文中提及项目） 图源：参考资料 5

李灵曾参与过的一个肿瘤项目，就差点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
前期筛查时，研究者告诉项目组，这名患者整体状态不错，预期生存期也没有问题，强势要求把患者收入组。可真正见到患者时，李灵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。

患者坐在轮椅上，整个人瘦得厉害，几乎没有什么精神。问一句，停顿很久才慢慢回答一句。陪同前来的家属则显得格外疲惫。

沟通过程中，家属无意间提到，患者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怎么吃东西了。

「我当时听到就觉得不对劲。」李灵回忆，「很多研究方案都会对受试者的整体状态作出要求，状态不佳的患者医疗风险太高，本来就不适合作为药物受试者。」

在她看来，这样的患者即便勉强进入研究，也未必能够完成后续访视和治疗，更难以承受试验药物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。

「这种事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为啥？为了入组费呗。」

入组费，本质上是研究经费中的正常支出，用于补偿研究中心在招募、管理受试者方面的成本。入组费本身并不是灰色收入，但在一些项目中，高额的入组奖励也会悄悄改变规则——符合标准的患者不够，就想办法把不符合标准的人收进来。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「比如一些肿瘤的项目，每入一个受试者，研究者能拿到五位数的入组费。」李灵表示，「在这种情况下，主任能想出一万种办法把患者收进来。」

协调员王升遇到过最离谱的一次，发生在一个医疗器械项目中。

那天，他在整理一个考虑入组的患者的检查报告，发现这个患者心脏超声报告上写的射血分数只有 25%。「这个数值明显不符合入组标准。」王升说。

按正常流程，这样的受试者应当被判定为筛查失败。可主任看完报告后，并没有讨论患者是否应该出组，而是当场拿起电话，打给了超声室。

「他就当着我的面，要求超声医生给患者复查一遍，并且把报告里的数值从 25% 改成 60%。」

手里握着几十个项目，却连受试者的面都没见过

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，「创收」的关键并不在于单个项目里能收多少患者，而在于自己手里能有多少项目。

虽然我国临床试验中心数量众多，但项目却高度集中在头部中心。在这些中心，一个头衔响亮的研究者手里常常同时管理几十个临床试验项目。

2024 年药物临床试验组长单位主要集中在北京、上海[1]

这些人大多是大科室的主任，临床工作本就繁重，再加上如此多的项目，时间和精力一分配，项目往往就变成了挂名之作，根本没人真正出力。

协调员吴锐记得，有一次一位受试者来院访视。按照规范，这本应是研究者评估病情、开具医嘱、记录病历并完成相关检查的一天。

之前给研究者发消息约访视时间，对方就一直没有回复。吴锐知道，他今天大概率也不会出现。

「事实上，这个研究者在整个试验期间基本就没怎么见过受试者。」吴锐无奈地说，「咱也不知道人家是真忙，还是纯不把临床试验规范当回事。」

于是，穿上白大褂的协调员坐到了电脑前。

先打开系统录入医嘱，再整理患者本次访视需要完成的检查项目；随后带着患者跑心电图、抽血、测量血压和血糖；等患者检查结束回来，又开始写病历。等忙完一圈，半天已经过去。

「连我整理好的资料，不到非签字不可时候，研究者都不会来签字。」

这样的场景，在临床试验的一线并不少见。写病历、开医嘱、做检查，「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协调员不用干这种活儿的。」不少协调员都这样说。

按照研究规范，开医嘱、书写病历、解读检查结果、进行随访和做医学判断等工作，都应由具备执业资格的研究者完成。临床协调员则仅是「在研究中心协助研究者完成大量非医学判断性工作的执行人员」，既没有做医疗判断的权限，也不具备开展临床操作的资质。

图源：社交平台

「如果要说完全合规的话，我的工作就只有安排访视、准备文件、提醒检查时间、录入数据、协调科室等等。」吴锐表示，「但我工作的绝大多数时间，都在干医生、护士该干的活儿。有同行说，每天上班打开待办事项，全都是职业红线。」

尽管研究者通常只是将与项目相关的医学事项交给协调员，但即便是这些，也已是对受试者的极度不负责。

一个临床研究圈子里都听说过的案例：在一家头部临床研究中心，一名协调员用研究者的账号登陆系统发药，将 4mg 的地塞米松误写成 40mg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

「这个事情，确实一直都是传言，也没有什么官方通报。」有协调员表示，「但就算不是这个事，也肯定有类似的事。有的研究员只管拿钱签字，其它事情根本不管。」

从执行到监查，谁都难辞其咎

「有时候，我都觉得这些名头响当当的主任，无知得可笑。」

吴锐曾跟过一个多中心竞争入组的项目。这类项目的总入组人数是固定的，同时各研究中心也有各自的合同入组数。各中心同步招募，等整个项目达到总入组上限后，研究便会停止入组。

项目进行到后期时，总入组人数已经达到上限，申办方发来通知说，研究入组结束。在吴锐看来，这意味着所有中心都该停下来了。

可没想到，通知发出去后不久，主任却把她叫进办公室：「我们中心还有患者要进组。」

吴锐愣了一下，又翻出通知和主任确认。

「我不管，」主任摆摆手，「我们中心合同里的入组数还没完成，我就要入。」

图源：视觉中国

另一次，吴锐遇上了一个初次当研究者的主任。项目启动会上，申办方详细地介绍了研究方案，其中有一项是，受试者将按照随机原则分配至试验药组和安慰剂组，比例为 1:1。

散会后，主任把吴锐叫住，问她「这个比例能不能改一改？」

「啊？」吴锐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主任接着解释，希望自己中心入组的患者尽量都能分到试验药，最好不要分到安慰剂组。「这样对患者不是更好吗？」

「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」吴锐说，「有的主任脑子里仿佛根本没有『研究规范』这回事。」

当然，会出现这样离谱的事情，背后必然有更离谱的原因。

作为一种受监管的科学研究活动，新药临床试验原本有一套极其严格的伦理和操作规范，即《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（GCP）》。根据规定，凡参与临床试验并承担职责的人，包括研究者、临床试验机构工作人员和临床研究协调员等，都应接受 GCP 培训，并在掌握规范后方可参与临床试验相关工作。[2]

但实际上，GCP 的培训和考试都并不严格，全程都在线上进行。吴锐透露，「很多主任的 GCP，都是协调员代考的，这都已经不是秘密了。」

一个新药的临床研究，通常由药企作为申办方，对项目进行设计、管理和监查，而临床试验中心（通常是医院）和临床试验现场管理组织（SMO）则是项目的执行方。

执行侧的乱象能够野蛮生长，监查侧的放任也难辞其咎。

协调员王升跟的那个项目，研究者让心超室把受试者的射血分数强行改为 60%，王升觉得离谱，就按流程上报了。

「但机构说，管不了这个研究者，事情就这么算了。最后这个患者就这么神奇地入组了。」

像这样「管不了研究者」的情况并不少见。虽然申办方是为研究提供资金的一方，但有时贪图一些知名的研究者在业内的影响力，就会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「有的申办方只在乎结果，甚至会自己提出让协调员做做数据、瞒报严重不良事件。」李灵表示。

图源：社交平台

但并不是每个申办方都如此无视合规性的。张文所在的申办方，对项目操作的标准化管理就很看重。「有研究者想隐瞒受试者用药史，我们的项目经理知道后非常坚定地拒绝了，还说，像这样不重视 GCP 的研究者，宁愿以后不要入她的受试者，也不能违反原则。」
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一些大型药企非常重视试验合规性，就会减少项目外包，亲自选聘人员来负责项目的管理和监查。但更多的企业，会将具体的项目管理和监查外包给合同研究组织（CRO）。

当然，外包给 CRO 本身并不违规，但问题是，一些 CRO 在项目中未必会秉持对研究负责的态度，甚至会进一步把监查工作外包给兼职的临床监查员。当一项工作被层层外包，质量把控就更加困难。

社交平台上的兼职临床监查员（CRA）

在国内药物临床试验的历史上，曾有过一次重要的监管风暴。

2015 年 7 月 22 日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关于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的公告》，严厉整治临床试验数据造假，业内称为「722 事件」。[3]当年，食药监局要求 1622 个临床试验项目自查，最终超过 80% 的项目主动撤回了注册申请。[4]

「722 事件」后，临床试验的行业乱象得到了一定的整治。但十年多的时间过去，在烧过的土壤里，种子又生出藤蔓，结出一个个美丽但腐烂的果子。

「你别看过程怎么样，反正最终纸面上的东西，都漂亮得很。」

李灵、张文、吴锐、王升均为化名

策划：丁二丫｜监制：islay

题图来源：视觉中国

参考资料

[1]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news/viewInfoCommon/d0bc4836cfc4cb7c9ecf29ddaa7be6ea

[2]https://www.gov.cn/zhengce/zhengceku/2020-04/28/content_5507145.htm

[3]https://www.cde.org.cn/main/policy/view/ff096416e30a3256cf9c94ec38969954

[4]https://finance.people.com.cn/n1/2016/0621/c1004-28464196.html

[5]https://www.chinadrugtrials.org.cn/clinicaltrials.searchlistdetail.d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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